“牛李党争”和“朋党之争”有什么区别?造成的结局为什么不一样?

时间:2019-06-12 12:40:57编辑:matianqi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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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起宋代的朋党之争和唐代的牛李党争有何不同?最大区别,就是一条:唐朝人比宋朝人更负责。

  唐朝牛李党争双方,虽说各有私怨利益,但国家大事面前,都是负责任的政治家,关键时刻常能顾大局。而宋朝的朋党之争,与之一比却差得远,到了最恶劣的时段,更是只讲私怨不顾国家,尤其是其中一方,更是节操尽碎。

  这个差别有多大?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党争。

  唐朝牛李党争,双方代表人物为李德裕与牛僧孺,这二人一个名门大族出身,一个草根身份,各自拉起一干队伍,多年来朝堂上互掐不停,惹得无数后人纷纷瞧热闹。但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强人,却也有个同样的身份:治国干才!

  虽说出身不同,政治主张也有差异,但放在大唐国务中,李德裕和牛僧孺,都堪称担当大任的好手,且都有清正廉洁的好品质。以为官表现论,绝对都是官员中的楷模人物,业绩水平更拿得出手,李德裕治理剑南,牛僧孺治理鄂中,全是满满辉煌的好成绩。比起历史上那些满嘴唱高调的清流人物来,这二位都是优秀的实干家。


  如此优秀人物,互相掐起来,自然也是高招迭出,二十七年间,大唐的朝堂就变成了擂台,一会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,不几年后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,二人相继浮浮沉沉,互相拆台的事情也做了不少。牛僧孺更闹出一桩槽点,把李德裕从吐蕃手里浴血收复的维州,竟然拱手还给了吐蕃,闹的大唐颜面尽失。

  虽说这事做的糟糕,但牛僧孺随后就用一种办法,证明了他从不逃避的品质:慨然承担了丢失维州的责任,主动引咎辞职。这不止是敢作敢当,更是肩起国务责任的勇气。以一身的担责,平息维州争端后朝堂无谓的争论,把国家政务拉回正规。虽说这件事上,牛僧孺的战略预判犯了错,可这负责任态度,着实无错!

  而在双方争斗二十多年的活剧里,贯穿始终的,同样是这负责任态度,无论李德裕还是牛僧孺,一旦当政后,都会把对手狠踩痛贬,但是唯独不会贬的,就是对手已经见效的国务政策。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互掐模式,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唐王朝,也就出现了奇景象:在牛李党争的白热化期间,唐王朝却一度走出困境,有了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。这晚霞一般的辉煌,就有牛李党争良性竞争的结果。

  而与之相比,宋朝的朋党之争,却是坑多了。

  宋朝的朋党之争,真正的白热化时代,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。当时的北宋王朝,虽说表面繁荣,其实却已不堪重负。国家财政连年赤字,行政效率低下,朝堂上冗官扎堆,国防危机四伏,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。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,却只知道给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调。这才叫年轻的宋神宗忍无可忍,慨然启用王安石,轰轰烈烈的北宋变法上马!

  然而,随着变法的开始,北宋的朋党之争,也迅速的高涨起来,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一伙,摇身变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,与王安石麾下的变法派玩命死掐。虽然在后来的史书里,各类史家对司马光等人的作为极力美化,把他们的折腾看做为国为民的正义行动。但无奈司马光的铁杆盟友文彦博,一句话暴露了这群人的最恶劣用心:为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!

  所谓的富国强兵,在这群人看来,统统就是浮云,动了自家“士大夫”的利益,哪怕毁了大宋王朝的前途,也要组团跟变法玩命。北宋朋党之争的真实目的,就是这样恶劣!


  图 王安石

  于是,在北宋顶着反对派压力,朋党之争的口水声里,坚持了十五年变法后,眼看着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,却因为宋神宗的病故横遭转折,彻底掌握大权的司马光顽固派,几乎是电闪雷鸣的手段,把已经取得成效的新法统统废除。尤其令人发指的是,为了彻底踩倒变法派,号称忠君爱国的司马光,竟连大宋国家尊严都不顾,在北宋已经掌握对西夏战争主动权的好形势下,主动谄媚示好,将北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夏六寨割给西夏!

  也正是在这群旧党的折腾下,北宋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,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将,北宋变法的旗帜人物蔡确,更被他们罗织罪名害死。而这桩血仇,也导致宋哲宗亲政后,启用继承王安石蔡确变法遗志的变法派干将章惇,在这场朋党之争中,掀起了对旧党们最惨烈的报复:大批旧党官员被株连论罪,已经去世的司马光被追夺一切赏赐册封。就连支持司马光的高太后,都险些在死后被废掉尊位。北宋朋党之争,就这样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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